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艺术思潮有哪些？代表艺术作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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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清末国粹主义思潮的概况。
• 2、论述清末立宪思潮与革命思潮的关系，在线急等
• 3、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艺术思潮有哪些？代表艺术作品有哪些

清末国粹主义思潮的概况。

清末国粹主义思潮
在清末政局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以及《国粹学报》创刊是这股国粹主义思潮出现的标志。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大多是国学根底较深的革命党人，其中章太炎、邓实、刘师培为国粹主义思潮的举旗人。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注：章太炎：《演说录》，原载《民报》1906年7月第6期，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446～455页，三联书店，1977。）”。他们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

（一）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注：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
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85页。）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注：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65册。）；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69页～470页。），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注：马叙伦：《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论述清末立宪思潮与革命思潮的关系，在线急等

人们历来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是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派别。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差不多所有关于辛亥革命的史著都曾谈到并有所论列，无可否认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除了宣传鼓动上的意义之外，确实促进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深人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人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但也人为错误地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根本目标一致性

各种政治派别无不代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无不把本阶级的利益反映在各种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之中。因此，要正确理解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他们的阶级属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20世纪初的十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尽管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已经举行过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但仍和改良派（后来的立宪派）首领及中坚人物保持着按触，举行讨论联合的会议。这表明双方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具有共同语言。从二十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两派尖锐对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大规模论战。但这种对立和斗争，并不是两个敌对阶级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矛盾，而是同一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
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主要代表中国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派是立宪派，国外以梁为代表，国内以张窖、汤化龙、汤寿潜、谭延凯为代表。立宪派大都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的大资本家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人主要以经营工厂、商业、银行等形式来进行剥削，这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又由于立宪派大都由拥有若干企业的大资本家所组成，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和革命派一样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
作为同一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其根本利益上，又不可能不具有共同性。两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就是这种共同性的具体表现。两者都主张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改变腐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

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这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推动力。张朋园认为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的结合，他们大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一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也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都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更认为宪政是可以实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立宪派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如忠君观念要求士绅拥护朝廷。而新知使他们看到传统之不足，必须求变，此二者不相容。立宪派无意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从1909年起至1910年10月，又相继举行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这些请愿的声势很大，请愿的人数多，涉及的省份广，不仅仅有立宪派的参与，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这都给了清廷以较大的压力。但清廷毕竟无意分权于资产阶级，宪政实行期遥遥无望，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惨遭镇压，皇族内阁曝光天下，更使立宪派灰心绝望。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阶级立宪派大都附从革命，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道路。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联合

对封建专制制度认识的一致性，使得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联合斗争。在革命派积极进行反清的斗争中，立宪派领导了收回利权运动，起到了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立宪派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下，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发了群众争路运动的高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蒲罗等人的被捕和“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发现，使得和平的争路变成流血的斗争，革命派与立宪派无形中联合起来了。如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采取“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的形式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
武昌起义后，两派联合斗争的情形更加明朗化了。在革命派夺取上海的战斗中，立宪派人士上海总商会负责人支持革命，使得革命派陈其美能够借助上海商团的武装，取得夺取上海的胜利。在脱离清王朝宣布独立过程中，浙江汤寿潜在革命派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在就任湖南都督后安定地方，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是武昌起义的有力支持者。而广西的独立，更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的重大成就，两派说服巡抚沈秉坤和巡防营统带王芝祥宣布独立。江浙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主导力量，代表大部分立宪派人士的政治趋向。因此，武昌起义后，其与革命派的关系，更值得关注。张謇在武昌起义后，对清廷仍短暂地抱有幻想，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使得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步步走向“革命共和”。11月5日，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背离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两者不同的主张君主立宪和革命民主思潮，由于二者与清廷的利益关系不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活动方式：立宪派承认皇权的合法性，要求政权向自己开放，希望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试图以和平请愿促使清廷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其君主立宪方案意在扩大绅权。革命派崇尚美国、法国式的民主革命，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实现民主共和，其民主共和的方案旨在伸张民权。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政治理想不同，而立宪与革命这条鸿沟又是难于填补的，所以两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两派的合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当清末政治改革的希望破灭后，立宪派不得不投入到革命派的潮流中，最终接受了共和国的模式。但出于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考虑，他们对革命派的政治理想则表现出冷漠和怀疑。
立宪派倒向袁世凯，背离革命，不仅仅因为袁世凯是实力派，他们同出自一营垒，还与革命派排斥立宪派有关。革命派对立宪派怀有本能排斥，因为立宪派从一开始就以温和改良姿态出现，与反动阵营还存在着许多依存关系，但为了稳定局面，对抗北洋军队的进攻，不得不与立宪派合作，并在夺取政权后借助后者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革命派待大势稍微安定之后，不欲立宪派高居大位。
立宪派要求立宪，是求变，是进取的想法，但他们不愿意大变，不愿意把旧制度、旧社会完全废去，这是保守使然；革命发生了，时代变了，他们也随着变，这是进取的一面。他们要为旧政权寻找一个体面的下场，要在传统中去找一个继承人，而不去观察、体味近在咫尺的革命派，这又是保守的一面；革命派希望与他们合作，他们默许甚至还积极地出谋划策，这是进取心在支撑着。但并非同心同德地与革命派合作，这又是保守心理在作怪。他们吸收新知，推进新的建设，但是他们又怕时代的巨轮转得太快，又有退缩畏惧之感。立宪派的保守性越大，其妥协性越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半途而废。最终因他们的保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

看法
美国学者周锡瑞所著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中译本),该书以两湖为个案,分析了宪政改革中绅士地位的提高,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分析了改革失败的原因,并揭示了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怀特(Wary Glabough Wright)所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该书收集了一些立宪改革的论文,其主题集中在宪政改革与民族主义、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通过分析改革与革命的异同,认为两者都对现代化有贡献,但改革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主要从社会力量推动的角度,大量利用民间报刊资料,叙述了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并对宪政改革的失败原因和进步作用作了简要分析
沈渭滨认为就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目的而言，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方法上有所区别。认为立宪派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请愿和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迫使清政府对资产阶级开放权力;革命派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暴力斗争的革命手段，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比之下，前者温和，后者激烈;前者保存的封建性较多，后者较少;前者对清朝皇帝寄有严重幻想，后者不愿意保留帝制。两者间有急进与缓进的区别，有优劣之分。但不能把手段与方法之争，无限地夸大到超越两派基本利益相一致的程度，而把立宪派称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反动派。
立宪派与革命派对中国发展目标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一个主张立宪未果，一步步走上与革命派共同推翻清王朝的道路，一个主张革命，却因为自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陷入困境。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真正起到了登高一呼的领导作用，有力推动事态朝着推翻清政府的方向发展；立宪派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变被动为主动，力促清政府垮台。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的险恶，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瓜分中国，立宪派早已指出动乱将给人可乘之机。当革命发生了，他们无法阻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但也是处于救国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立宪派未加入革命派的对立面，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并没有拼死护卫清政府，而是顺势推了一把，从而加速了革命形式的高涨，他们有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不能把他们说成投机革命这么简单。但中国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必须负有一定责任。

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艺术思潮有哪些？代表艺术作品有哪些

从早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到后来的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女权主义、行动流派等，都在对中国的油画艺术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油画中的具体体现在1910年代中国留学艺术家对西方印象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学习，这个过程主要是学习的过程。到60年代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大量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出现，在这一时期油画作为一种政治的艺术而存在。到70年代末中国伤痕艺术的出现，也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的一种延续和反思，直到艺术中的85思潮后，中国的油画文艺方向才开始转向现实主义，主要是玩世现实主义。之后便是后现代艺术对中国的入侵。本文主要以案例的方式对各个时期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在这样的状态下所呈现的艺术作品，以及在这样文化入侵的后殖民时代下中国的社会背景分析 红鳌留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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