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德国哪里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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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德国留学对于季羡林的影响
• 2、季羡林在德国哪里留学
• 3、民国时期留学花费

德国留学对于季羡林的影响

德国留学经历改变人生

德国留学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让季羡林淡泊名利，他曾公开表示辞谢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等之名。

季羡林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还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并研究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

季羡林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第一阶段是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

季羡林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季羡林德国留学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二个阶段是1945年到1978年，季羡林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返回祖国，这个在他34岁到65岁，被认为是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季羡林在这期间却过的非常苦难。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季羡林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利用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接续在德国留学期间奠基的研究，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季羡林还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

季羡林不仅尊敬前辈、还不忘对后辈赞扬有加。

对年轻的学者，季羡林不遗余力地支持，无论自己多忙,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

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季羡林推荐发表，更是家常便饭。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卢向前教授，当还是北大读研究生时，季羡林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羡林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轰动北大，传为美谈。

季羡林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他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他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坐在主席台上。

季羡林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季羡林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他都会给予支持。

多年来，季羡林始终关注国家建设和教育事业。今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发生的第一时间，他便向灾区捐赠20万元。

其实不光是在灾难面前，季羡林才想起公益。早在几年前，季羡林便向北大捐赠了一笔艺术珍宝，其中仅仅是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都是来自于季羡林本人珍藏。他收藏的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其价值过亿。季羡林捐出的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

不仅如此，2008年6月，为庆祝北大110周年校庆，季羡林将积攒数年的百万稿费捐赠北大，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用以奖励优秀学生和帮助贫困大学生。

投身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被季羡林奉为无上光荣。他希望能通过自己捐赠百万稿费的举动鼓舞更多北大的校友和朋友来支持教育，支持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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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德国哪里留学

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历史最悠久、声誉最隆盛的大学之一，它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哥廷根市，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主要致力于印度学、佛教学、吐火罗语研究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他的学术成果和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季羡林不仅深入学习了印度学和佛教学等专业知识，还积极参与了学术交流和讨论，与许多知名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不仅为哥廷根大学增添了光彩，也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和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此外，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还深入了解了德国文化和历史，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留学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也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成为他学术和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民国时期留学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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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出国留学分为官费和自费两种。
自费的门槛很高，但又很低。门槛低是因为，当时出国不用护照，也不用上交繁复的材料、认证，如果你要去日本，甚至连签证都免了，填个表，第二天就批准了。门槛高就高在，家里没钱，想都别想。季羡林先生就说过，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
所以你看自费留学的徐志摩、邵洵美们，都是家里开工厂、办公司、开当铺、有田有地，还入了别家股份的。说白了，民国的自费留学，不仅要拼智力，还得拼爹。
而另外一种官费的，就难了。要么你革命有功，政府奖励你去留学。要么你就考取庚子赔款去留学，政府负担你的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
两者都是人才中的佼佼者，竞争很激烈，整个中国就选取那么几十个人，考试通过的都是“人尖”。比如与梁实秋1923年同时期赴美留学的同学中，就有梁思成、吴文藻、顾毓琇、吴景超、王化成、孙立人、闻一多、潘光旦等。基本都是学霸+考霸。
钱钟书1935年去的英国牛津大学。当时官费留英庚款资助的标准是“服装费20英镑，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在当时是非常优裕的条件。
20世纪20年代后，1英镑大约能兑换当时5美元，相当于现在68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当年的钱钟书在英国，每个月就能收到政府补助学杂费加生活费16320元人民币，年收入接近20万元，跟整天在欧洲潇洒享乐的方鸿渐差不了多少，相当小资了。所以他不但把太太杨绛也带了过去，两人还租了一个临近花园的大房子，每天由房东提供三餐和下午茶，连卫生都由房东包了。
可能就是由于官费资助充裕，考上官费留学的留学生们，不少都携家带口。比如去了哈佛的林语堂，以及考上伦敦大学的刘半农。但是把一人的经费用作一家两口，甚至一家三口的生活费，还是有点冒险。比如万一生个病，或是官费没有按时寄来，没有周转的资金，那就尴尬了。家庭条件富裕的林语堂，就曾因为妻子在国外生病，向胡适借过钱。
再对比一下寒门子弟季羡林的开支。季羡林家境贫寒，本来是没有机会留学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就去了中学任教。幸运的是，清华当时跟德国的学校组织了一个交换合作，季羡林因为德语四年全优，报名后就被选中了。
这种交换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是相互付给——中国每月提供30块大洋，德国是每月120马克。1935年1元德国马克大约能换0.4美元，所以算下来，季羡林的月补助是110块大洋，折合人民币9000元不到。比起钱钟书的“月薪”1.6万多元，可以说是十分拮据了。季羡林在后来的留学回忆录里也说，这个费用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当然，如果没办法参加官费，又难以负担自费开支，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出国留学，就是像蔡元培那样，半工半读。
蔡元培37岁才听说北京有公派留学的机会，赶去之后发现这个计划打了水漂。他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联系上了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跟他提了个条件，申请随使团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蔡元培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谁能拒绝呢？于是孙宝琦代表公使馆答应了，每月赞助蔡元培白银30两，合42块银圆，勉强能支付他在德国的食宿费用。
1907年，蔡元培正式奔赴德国柏林留学。为了解决学杂费的问题，他开始兼职。蔡元培通过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提前跟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银圆（翻译）和5银圆（著述）的标准，每月得稿酬100银圆。一部分稿酬汇到德国给他，一部分交国内妻儿作为家用。
作为中国留学生半工半读第一人，蔡元培在留学德国的四年间，又要读书，又要撰稿，还要兼任唐绍仪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再后来欧美游学考察，整个留洋期间，蔡元培著述不辍，1910年商务印书馆汇给他1621德国马克，合900银圆。给夫人250银圆生活费，他还有结余。临近回国的时候，他的稿酬还翻了一倍，“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1000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银圆，即千字7银圆”。
“月薪”200银圆，折合现在人民币接近2万元，就算在现代，这个收入甚至足以支撑一个留学生在国外一线城市的生活。比起刚去康奈尔的胡适天天打麻将，蔡元培简直就是勤学励志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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