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高校教师送子女出国接受教育，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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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很多高校教师送子女出国接受教育，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 2、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是在什么时期？
• 3、韩国留学到底怎么样

很多高校教师送子女出国接受教育，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网友一：

一是由于在高校工作，他们的思想比较超前，希望子女接受更加多元化的专业教育，这种心情比其他家长更加迫切；二是“出国热”在一定程度上蔓延，这和社会大环境有关。高校的和国外办学项目、中外合作项目较多，有的高校还会招录很多国外留学生，所以他们愿意送子女搭乘这趟“快车”；三是有的高校教师子女高中学习成绩一般，通过国外镀金，回国后也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有些甚至可以直接留校工作，子女继承父母业也是很好的就业途径。

网友二： 红鳌留学网

1.作为教师即使没出国，出于教学教改需要，看的资料和业务交流要比其它行业的相对多些，对国内外教育方法教育理念等差异会更了解一些。

2.本身从事教育工作对子女学习会抓的更紧更到位些。子女会更多更好的通过国内外正规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好就会减少在上补习学校或入学考试（托福雅思等）等的时间和费用。使教师子女能够少些经济制约因素出国留学。

3.高校教师子女多在校园环境下成长，对学习环境更熟悉，现在国际交流很多，所以在视野上对国际教育不会感觉很陌生很遭蒙，对留学时的学习环境会有较好的适应性。

4.由于高校教师的工作和视野，使他们对子女教育和发展有更开放的态度。只要子女喜欢学习就会支持，喜欢学习成绩好，就是给家里省钱。使很多直接考入国外正规大学教师家庭能够相对少些费用支持子女留学。如果子女国内学习弱，到国外上语言补习学校后再考学，再一次二次三次的，就会悲剧了。

所以，高校教师的子女留学也如同他人，学习好的就不会成为特大经济负担，在哪上学都可以。子女出国留学在高校教师群里不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网友三：

我周围的北京孩子，没几个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都回来了，走时中上等的学生，回来从事的基本是经济类，保险和银行工作。本来是北京孩子，结果因为在美国嫁了香港人，现在定居在深圳了。去加拿大的那个女孩子，离婚回到了北京。价值观都变了，天天只谈钱，虽然更接地气了，但是变俗了。家长送孩子出国三思。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她们更爱国了。不愿意再回去。

网友四：

说个我觉得靠谱点的答案吧，很多人觉得是国内老师水平不行，说实在的，国内的大牛还是很多的，很多专业和国外的比并不差。究其原因，是出国叫镀金啊，回来就全身闪闪发光了，大家都重视嘛。现在有些行业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比如英国混出来的理学硕士，业内人士一般认为比国内??只能说呵呵，强一点的估计就是英语水平？_而且，相比进国内厉害的学校，出国是个更容易的路子，回国后又有镀金经历。所以只要有条件的家长都愿意让孩子出国的，大学教授也是人，站在家长的角度都一样，他们的孩子也有学习差的，出国当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目前为止，出国经历还是很看重的，但是有些行业已经开始弱化，并且弱化程度不小。

网友五：

对于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去外国读书，自然有他的好处，有学成者回国发展创业的。但也有相当多的跑去瞎混，身边这样例子很多，高考没指望考个好大学的，条件还可以，家长送到国外，管他学个啥，回来好听。有一位老同志女儿，送德国呆了八年，回来啥也不是，找工作又托人又花钱的，家里的银子都给她花了。今天的百姓，并不像以前那样羡慕出国留学啦，谁都明白，真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没人想出去，尤其现在国内发展空间很大，有能力的才子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

网友六：

我认为，一个人，足之所至有限，目之所及亦有限。人活一世，只有自己体验过、经历过、尝试过的才算是活了一场。所以，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出国留学，是很有必要的提升自己的一个方法和开阔自己眼界的一个途径。想想民国时期，多少大师都有留洋经历啊，都21世纪了，却纠结是否应该出国留学的问题，我觉得就太短视了。

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是在什么时期？

洋务运动时期。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 曾国藩 、李鸿章的支持下， 清政府 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历史故事：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130年以前，这批幼童远涉重洋，被送到了太平洋彼岸一个建立尚不足百年的年轻共和国，开始了他们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他们被分配到了美国东北部 新英格兰地区 的四十多户美国人家中，快速适应着在美国的生活。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越过了语言障碍，成为各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同时他们也迅速适应了异国的文化，脱去了长袍马褂，活跃在各项体育运动的赛场上。

他们是 美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和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比邻而居，曾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亲切接见。十九世纪末，当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他们恰好被送到了那场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然而当半数孩子开始了他们的大学学业时，大清国却突然提前终止留学计划，全部留美幼童被招回国。

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 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 中华民国 ”的第一任总理。回国后的这批西学所造之子历经中国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

韩国留学到底怎么样

歧视：要想得到别人的尊敬首先你要学会最近别人，没有无理的爱恨。
环境差：韩国的环境要是差的话我们中国真不知道是很差 还是特别差了，我没有贬低我们中国的意思，不过韩国的环境确实是很好的，很干净。
人素质低：韩国和日本是最注重礼仪的两个国家，歧视别看网上说的韩国人怎么怎么其实我们中国人，其实不是那样的自从我们中国举办了奥运会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韩国人对人很热情的，只有一些中国人出去了之后不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丢了我们中国的脸被人看低了而已还是我那句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敬首先你要学会最近别人，没有无理的爱恨。
关于教学质量还是跟中国有点差距的
鲜明的反差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三峡，不是西部开发，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
一条高速路可能当年见效，马上给当地gnp加上几个百分点，教育则是百年树人，收效远远慢于工程项目。然而，众所周知，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在教育上，中国和韩国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两国当时经济状况也相仿佛。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首次上升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在韩国已经扫除文盲，成为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中国还有2.2亿之巨的文盲。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我国25岁以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比韩国整整短了四年。
韩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大国，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为学生或教师，如果算上为教育服务的有关产业，可以说，少一半的韩国人在为教育努力。韩国的教育的各项主要指标都已居世界领先水平。而中国的教育到现在为止还陷在普九不达标，贫困地区失学率高、教师工资拖欠、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等重重问题之中。
教育欠帐的后果，现在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每年申请专利14万件。而人口为韩国数十倍的我国只有1.3万件，人均水平居世界后几位。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2001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持继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下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下滑至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下滑至31位。分析者指出，这与我国教育欠帐有密切关系。
不同的教育发展之路
一、政府投入的差距
对比中韩教育，成败得失一目了然。
中国教育发展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投入严重不足。
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低于印度、菲律宾、缅甸这些“穷国”，甚至低于许多非洲国家。
2000年的《全球教育报告》显示，1996年，世界上小学生享受的政府教育投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平均值为13%。全世界127个国家中只有十个国家低于这个数字，我国是其中之一，我国的这个比例为6%。
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让人忧心如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普九工作困难重重，贫困地区学生流失，拖欠教师工资，大学生无力交纳学费，归结到一点，其实都是一个字：钱。
在世界义务教育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农村教育经费主要靠农民自己负担的国家，更没有出现过义务教育经费靠象希望工程这样的慈善活动来解决的国家。
做为一个喊出“教育兴邦”口号的国家，做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做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这种现状，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而韩国的做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早在1948年大韩民国刚刚成立时，满目疮夷，百事待举。韩国政府首先制定了“教育先行”的社会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韩国的教育发展中，政府大力鼓励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各占半壁山河。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多年来保持在3.8%左右，在国际教育组织的统计中，仅次于以色列，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第二位。韩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韩国政府又规定从1991年到2001年，每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0.1%增加教育经费。
据2001年的数字，韩国私人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是2.96%，居世界第一位。公私教育投入相加，占gdp比例为7.03%，位于丹麦（7.17%）之后，居世界第二位。
韩国曾经是比中国还要穷的国家，但是在韩国建国后，教育一直超前发展。朝鲜战争中，韩国绝大多数学校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然而学校教育并没有中断，晴天在野外上课成为当时韩国一大景观。战争结束后，韩国教育很快恢复并迅速发展。整个50年代，韩国经济没有什么成就，教育却一枝独秀，各级学校的就学人数都有大幅增长。到1960年，仅仅8年，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数量比战争刚刚结束的1952年分别增长了52%，90%和97%。
60年代后，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韩国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看，韩国教育发展的每一项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最高的，它所达到的各级升学率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当，有的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可见，韩国的教育的发展水平总是远远超过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韩国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韩国不间断的教育改革上。韩国的教育改革次数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韩国教育质量不断飞跃的重要动力。每一任总统上任后，都要推进一次到几次教育改革。目前，韩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七次教育改革，修订教育大纲历时三年，投入50亿韩元，广泛征求了教育专家、教授、一线员工、学生家长共计14322人的意见，召开了282次协议会、讲座会、听政会，召开了由1794名审议委员参加的127次教育课程审议会。第七次教育改革提出培养人才的方向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性能力的人”，“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的人”，“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集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韩国人正在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向世界教育的最高水平逼近。

教育投入的两种不平衡
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路线，由此造成了教育领域一系列不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导致学生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过大，农村教育严重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大批儿童失学。
中国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投入到了高等教育之中，基础教育投资的匮乏由此更加雪上加霜。中央财政承担的初、中、高等教育经费之比，中国为1:2.65:38.7。而印度为1:1.59:8.88。中国的高等教育投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的。
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的原则，由此造成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投资的80%，都是由政府负担。而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1998年提供的数字，我国农村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约占1%，省财政占11%，县政府投入约占10%，其余78%由乡和村筹集，也就是说，是由农民自己负担。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研究免收中小学生课本费，以真正实现“免费教育”的时候，有多少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一年区区一百多元的学杂费而被挡在受教育的门槛之外。在大城市许多孩子坐进有空调的教室的同时，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跨越国境，到缅甸去上学。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中小学按等级拨付教育经费作法和精英性教育的影响，同等级的学校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上呈现出巨大的差距。《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这种差异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学生因成绩不同，而被分到不同的学校，而能承担高额择校费的学生，则可以超越这种不平等，而享受另一种更为恶劣的不平等，高额择校费也正成为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
教育不平等的最明显体现则是那些因贫困而上不了大学的大学生了。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住进了学校的豪华公寓，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家长因为掏不出学费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新闻屡屡出现，凸现了我国教育体制中的荒谬。
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却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
让我们来看看韩国是如何解决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吧。
与中国把政府投入主要放在高等教育不同，韩国的政府投入主要投向了基础教育，而把高等教育的投资机会主要留给了社会。
韩国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上也有不平衡性，不过他们的不平衡方向与中国相反。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和我国准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不同，韩国在推行初中义务教育时，免费的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
韩国新推出的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僻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均等性。”
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等。为了保证国民都能接受高中教育，韩国取消了初中升高中入学考试。现在，韩国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99.9%，初中升高中升学率达98.7%。也就是说，韩国已经普及了12年制教育。
在七十年代初，韩国也存在择校问题，中小学校分为一流二流，学校教育的应试倾向明显。韩国为此果断推出了“教育平准化”政策，具体措施有三项：第一，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教学条件；二是实行教师每四年流动一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三是对学生进行综全评分，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决定就读的学校。这个“平准化”教育政府实施至今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弱化了学校应试教育倾向和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成为韩国教育界引以为荣的佳话。

教师地位的差距
在中国，教师早已摆脱前些年“当老师的不如当理发师”的尴尬局面，然而平心而论，教师的收入并不比理发师多多少。教师并不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批“代课教师”，力不从心地填补着师资力量不足造成的空白。
在韩国，教师被全社会敬重，享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学生跟着教授走路，不能离得太近，因为学生不能踩到老师的影子；教授到学生自习室，学生要全体起立敬礼；一个系的系主任，职责范围之是为教师们服务，而没有领导地位，资金权、用人权、晋级权，都由教授委员会负责。
另外，韩国教师的工资也比一般社会成员高得多。韩国教师的政治待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汉城大学的教授要总统亲自下任命书。教授任各部长官、次官是很常见的事，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则先后出任总理。
我们的问题倒底出在哪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不同：小学为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经济学家做过计算，本世纪初，智力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5%到20%，而现在已经过到60%-80%。
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的做法是何等英明。
而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急功近利倾向。中央政府一直以经济发展第一，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把钱花到刀刃上”，花到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上，就是舍不得把gdp中的教育投资比重提高一点点。而地方政府呢，又把经济增长做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教育发展与官员升迁关系甚少，由此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
另一个急功近利的表现就是教育发展本身的不平衡。把投资主要放在能立刻见到效益的高等教育，这本身就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从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这期间，我国普通高校能过各渠道的收入总和的增长幅度达239%，高中达156%，而小学和初中为70%，其中农村的初中和小学为50%，差距十分明显。
因为急功近利，我们在发展中已经犯了种种错误。好在新一届政府终于意识到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但愿中国能在教育发展上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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